对于英雄烈士声誉、名誉等的保护，应该主要针对以侮辱、诽谤的方式加以侵害的行为。
在一篇论文中穷尽基本权利中的全部中国特色问题绝非易事，尤其不可能对各项自由权分别作出分析，本文仅围绕几个最为典型的问题进行探讨。[25]参见前注(24),陈征文,第98-109页。
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8]仔细审视宪法各项基本权利条款不难发现，在第42条至第46条列举的社会权条款之前规定的绝大多数基本权利都属于不可能具有给付义务功能的自由权条款。因此，民族、信仰和性别的平等在我国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仅通过一般平等权的规定不足以突出其重要性。[36]虽然审查密度理论要求合宪性审查主体结合个案确定审查密度，但这仍然无法摆脱审查者对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强度进行预测的主观性。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为防御权功能，旨在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侵害，主要要求国家不作为。
[35]参见刘权:《比例原则》,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9-316页;参见前注(34),蒋红珍书,第234-377页。价值评判包括一切可以注入价值观和个人偏好的评判过程，例如立法者对宪法中的哪一项原则具有更高的价值进而应当优先得以实现的判断，属于典型的民主政治过程，合宪性审查主体应当对其采取明显性审查模式，即在宪法框架内尽可能尊重民意和立法者的判断。与此同时，伴随着立法权配置的变化，为了规范立法权扩张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备案审查的监督功能逐步显现。
也就是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个案中遇到法律规范冲突问题，除了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18]，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审查要求权外，可能还有一种提出审查建议权的路径，由此就产生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提起间接审查要求权与提起直接审查建议权的双重路径。摘要: 潘洪斌案向学界提出了人大备案审查后如何与法院诉讼相衔接的问题。[29]沈春耀指出：审查标准、程序和督促纠正机制等不够明确规范，有关制度刚性不足，约束力不强，有备必审、有错必究需要进一步落实，见注[1]文。备案审查必然显示出浓郁的中国特色，需要从中国备案审查的实践运行轨迹中找寻其功能脉络。
如胡锦光教授认为，办理具体案件的国家机关，包括法院，认为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文件可能违反宪法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的审查，属于具体的案件审查，而备案审查或不办理具体案件的主体所提请的审查属于抽象的原则审查。只要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违法或违宪，就可以提起，至于是否出于个案审理的需要，无法辨明。
第四，潘洪斌在诉讼终结后提起了备案审查，属于利害关系人，即当事人提起备案审查，如果备案审查的结果无法溯及至当事人，则显失公平。[27]这两种机制所导致的规范性文件被撤销、修改，是否具有相同的溯及力，学界还存在争议。如果潘洪斌最后无法通过法定渠道救济自己的权利，那对于潘洪斌来讲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法制统一功能就包括了公民权利保护。
备案审查工作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9]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基础、制度模式与中国路径》，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而潘洪斌案作为我国推进、完善备案审查制度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诉讼终结后人大备案审查与法院诉讼相衔接的问题，并引申至我国备案审查制度是否要实现保障人权功能以及如何保障的问题。[32]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所谓法的溯及力是关于法是否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问题，即法对它生效前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即为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即为没有溯及力。[14]郑磊博士将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的审查视为抽象审查的一个提请主体。
法院参与备案审查的具体发展状况至少取决于三个要素：我国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和合宪性审查）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对合宪性审查的发展愿景，以及我国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能力水平。该功能定位下的附带结果，通常是撤销或改变了侵犯公民权利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客观上造成规范性文件无效。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是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该制度的功能转变和推进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10]《立法法》第99条规定的备案审查的对象范围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监督法》第32条确立的备案审查范围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13]参见武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350页宪法法律中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类体在内的群体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的集合，而非是凌驾于具体的人之上的绝对价值体、最高伦理实体。中国近现代的主要任务是救亡救贫、救国救民、创建现代民主国家，因此中国近现代史首先是面向全体的独立与自由、权利与利益而展开的历史，个体人权保障是以全体面向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是故，中国宪法法律规范中的人也就具有了全体与个体两种面向。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拂也不可谓不强劲、不刺骨、不扎心，但潮起潮落以后，待一切回归常态，尤其是在经济上实现突飞猛进、中华民族走向不可逆转的复兴之路后，中国人的生活将重新定准于自身本有的深层文化而非外来的文化构造之上。
[14]同前注[3]，黄金荣文，第174页。在这四层中，最易改变的是物态-实体层，具有物质实体并承载着文化特征的人造器物是最容易改变的。
古希腊理性气质、希伯来宗教情怀共同孕育了西方的宗教人形象，这一形象是诞生在神-人二元思维胎盘上的。这些政治理念融入宪法法律，就是基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进一步细化、优化了个体人权保障体系和司法救济体系。
（一）人权规范上的客观/主观二元体系西方近代史在文化意义上的开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化为标志，在制度与规范意义上的开启以个体人权宪法保障为标志，个体人权是西方近现代史的缔造者。传统中国人信奉的是尊古的静态史观，基于血缘的祖先崇拜，基于先祖的宗法秩序，基于前人的经验智慧，构成中国社会的权威来源、正当根据和生活理性。
[25][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在近现代中国面向全体的历史运动中形成的新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之人，更不同于西方人权预设的理性人。基督教哲学的支点是上帝永在自在，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是[23]毁灭性地摧毁了这一支点，而将新的支点置于人的自我主体性之上。[1]人是有历史、文化和国度的，人权不可能超越现实与经验。
[12]在五千年风雨与历史中形成的群本位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深层构造，于是中国人也就有了与西方人大相径庭的中国性。当代中国人权之人的规定性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在对外方面，西方人权观代表着文化实力，其与经济形态、民主模式、科学范式、军事实力等构成结构耦合的一体系统，习惯性地在继续着对他者数百年来一直未停歇的经济与财富掠夺和文化与精神殖民。原罪与救赎、肉体与灵魂、人性与神性、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是构成西方人之形象与概念的二元对立文化质料与范畴体系。
[55]同前注[52]，齐延平文，第1页。基于关系/他者/责任的共在人，构成当代中国人权的人学基础。
异化的集体主义实质上与黑格尔国家哲学有着思想上的内在关联，认为在具体的人之上存在一个更高的抽象的集体实体，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48]参见陈楚风：《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2页。[4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条、第6条、第7条。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现实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3年第3期。在当代中国人权全体性与个体性双面向体系中，人的全体面向支撑的主要是客观价值与秩序，即客观人权体系。
该部宪法是建立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之上的。而一旦上帝摔落神坛，西方人便将生活的全部意义与力量维系于自己一极。
在制度与规范层面，设定权利还是加载义务都不过是一种技术安排，这一安排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必须要立基于社会责任伦理之上。人权学界的原教旨主义者仅仅承认主观人权体系而否认客观人权体系，是因混淆有价值与有权利问题导致的。
